左晓蕾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对新常态经济的特点、发展理念、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未来的态势进行了初步的论述，基本形成了“新常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矗

　　会议把培育新的增长点与稳增长这样的短期任务，同时放进2015年的工作任务之列，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培育新的增长点，新产业结构的形成不再是被“搁置以后再做的长期任务”，而是明年就要做的当期任务；第二，新的增长点可能成为稳增长的一个部分。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五个方面的亮点。

　　首先，会议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对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会议明确提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认为，这是中央对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正式界定。本次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对新常态经济的特点、发展理念、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未来的态势进行了初步的论述，基本形成了“新常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总结了进入新常态以来三年来的经济实践，奠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矗

　　会议关于“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的要求非常重要。经济发展的逻辑不对，发展的思路和方法就会不对，具体的政策资源配置就会错配，思想和行动就会南辕北辙。所以，把经济发展阶段毫不含糊地统一在“新常态经济”的“判断”上，把对未来经济形势分析的逻辑和经济发展的逻辑的认识统一在“新常态经济学”的思路下，才能把握新常态经济的特点，才能准确判断新常态经济的态势，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创造适合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和发展方式，才能抓住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高增长不是新常态经济的发展内涵

　　第二个亮点，通过2015年的经济任务安排，明确和具体化了新常态经济的发展内涵。

　　会议要求认识新常态经济增长内涵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是发展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会议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如果说因为特定的比较优势，过去三十年的“高增长”显然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内涵。但是新常态经济必须面对过去的比较优势的改变，必须正视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环境的约束资源的瓶颈，以及发展过程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深层次矛盾。我们必须认识到并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新常态经济以过去的方式保持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所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不会也不可能以高增长为内涵，必须转变为高效率、有质量，具有包容性，能够公平分享的增长内涵。这将成为整个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增长的主要内容。

　　实际上，会议决定的2015年五大任务中，每一项任务都已经在强调新常态经济的新内涵。在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任务中，强调稳增长的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而不是追求更高的增长水平；第二项任务提出要通过创新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也就是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增长效率，而不是在传统增长的要素驱动上纠结；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任务中，要求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在优化区域结构发展的任务中，要求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前进；在加强民生工作的任务中要求，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尽快在观念上适应“效率、质量、包容、分享”代替“高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内涵，才能对新内涵认识到位，才能自觉地主动地把推动“高增长”的努力转变到实现新内涵上来。

　　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与稳增长并重

　　第三个亮点，是把稳增长与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同时列为2015年的第一和第二项任务。培育新的增长点，包括推动新的产业形成，从来都被划入长期战略之中。本次会议把培育新的增长点与稳增长这样的短期任务，同时放进2015年的工作任务之列，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培育新的增长点，新产业结构的形成不再是被“搁置以后再做的长期任务”，而是明年就要做的当期任务；第二，新的增长点可能成为稳增长的一个部分。

　　会议确实充分注意到新常态经济转变阶段的困难和挑战对经济下行产生的压力。虽然笔者不同意所谓换挡期是导致经济下行的说法，因为经济增速放缓是规律性的变化，不是主动人为。但是笔者同意转型过程中，旧的结构在调整，新的结构还没有完全形成，在这一“青黄不接”之间，对不合理的结构的投资下降，对新的合理的结构的投资还未形成规模，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一些短期下行的压力。因此，会议做了一些稳增长的安排。除了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最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提出，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

　　会议对近三年进入新常态经济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形势，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改变，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变化，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趋势性的分析，显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因此会议强调“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这里的“逻辑”是，首先明确稳增长不能要调结构让步。更重要的是稳增长要靠新的增长点，靠新的合理的结构形成来“稳”，仅靠政府行为和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时之“稳”，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才是新常态经济的“常态”之稳。只要经济和产业结构积极主动向适应新常态的方向逐渐调整，新常态经济就会产生大量新的增长点且潜力巨大，使新常态经济不仅能够呈现稳定增长，而且将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难得的新的战略机遇期。

　　创新是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动力

　　第四个亮点，会议认为“创新”是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动力。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不论是投资、消费，还是进出口呈现快速增长都是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制造业低成本优势以及在全球化中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主要是基于自然禀赋、资源和要素优势。新常态经济面对过去三十年的增长条件和动力已经改变的事实，创造适应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动力是推动新常态经济发展最关键环节。

　　会议指出“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突出创新驱动，推动要素比较优势向新的竞争优势转化，准确抓住了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核心。

　　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创新能力是最大的竞争力。美国制造业回归并非因为美国制造业回到了制造业成本优势，而是IT创新、互联网新业态、3D打印技术带来了制造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制造业未来可能告别扩张的规模效应，实现私人定制的个性化模式，使美国制造业再现竞争优势。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不再依靠化石能源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进步，向太阳向大气层索取几乎是无限的能源，这也是科技创新的竞争力的结果。新常态经济，创新是最大的竞争力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动力就是创新发展。

　　会议要求2015年的工作以创新主导。依靠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国际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思路；民生工作中关于精准扶贫，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优质的教育，等等都包含扶贫脱贫工作以及教育领域的创新思想。创新发展将是最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方式，创新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在2015年有望有实质性的突破。

　　宏观调控如何适应新常态

　　最后，新常态经济给宏观调控如何适应新常态提出了新的问题。会议重复了2015年宏观调控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托底的原则，同时也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宽紧适度”的要求。近期也有很多关于财政放松赤字，货币要适度宽松的讨论。转型的过渡期有经济下行的压力，社会资本很难调动，短期靠政府加大投资基础设施，可能也是对冲下行的无奈之举。不过笔者担心的是，如果财政货币政策都有新的积极的动作，宏观政策还能说是稳吗？

　　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增长的赤字是为了加大政府投资，是否又回到挤出民间投资的老路？能否换一种思路和方式，以改革为抓手，尽快完善PPP的制度，让民间资金参与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对稳增长的效果可能更好更可持续。如果赤字扩大是为了增加民生投入，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的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完全有可能大大改善民生领域的投入。

　　关于货币政策作用，会议有宽紧适度的表述，但是印钞票不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应该是有共识的，中国经济不缺钱，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笔者认为，2015年货币政策不是宽松的问题，而是如何推进利率市朝的改革，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加强金融系统利用利率管理风险和资产负债表的能力，防止经济下行加剧金融风险暴露，才是最紧迫的任务。

　　近期降息以及定向降准引发全面宽松的预期，我们认为，2015年，美元继续升值是大概率事件，如果资本流入延续2014年的态势，不排除继续使用降息甚至降准的货币工具。央行有必要对近期和明年可能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的货币政策行为，做出更明确的解释。究竟是货币政策转向，还是为了补充外汇占款减少下的正常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或者是为了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降低资金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举措，以避免市场对政策预期产生误判，发出资源配置的错误信号。不过，如果存款利率不完全放开，短期内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是很难达到政策预期效果的。因为存款利率不变，银行绝对没有动力去降低贷款利率以“自动”减少无利率风险的收益，特别在现在企业有效融资需求不足的形势下。

　　解释当前降息或者降准的政策还有一个目的，是避免让市场认为，政策仍然纠结于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长，仍然停留在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基础设施的“旧”的增长思路和方式，而不是真正关注新常态经济的新的增长动力培养，不是关注适应新常态的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误解中国经济仍然在旧结构的陷阱中挣扎，误导企业和市场对新常态经济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打压对新常态经济未来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和谐包容的发展的信心。

　　宏观调控如何适应新常态经济的“常态”，还是要靠改革和创新。作者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